尊王攘夷：霸政的理與勢

何謂尊王攘夷

「尊王」者，奉周天子為天下共主；「攘夷」者，抵禦戎狄之侵擾。平王東遷之後，王室衰微，諸侯力政，所謂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」一變而為「自諸侯出」。在此的背景下，齊桓、晉文先後揭櫫「尊王攘夷」之旗號，以天子之名行盟主之實，遂開春秋霸政之局。尊王與攘夷，本是一事之兩面：對內則尊王室以一天下之志，對外則攘夷狄以全諸夏之防。

周室雖弱，名分猶在；霸主假其名，則征伐有辭、會盟有主。故霸政之興，非盡出於強力，亦賴此名分之遺澤。若無尊王之號，霸主之令不行於諸侯；若無攘夷之功，諸夏且為狄所併。二者相須，而後桓文之業成。

桓公之創霸

齊桓公用管仲之謀，內修政事，外結與國。北擊山戎以救燕，存邢衛以安諸夏，南伐楚而責其不貢包茅，問罪於召陵。其會盟諸侯，兵車之會三、乘車之會六，一匡天下，為春秋首霸。孔子許之曰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賜。」桓公之霸，最可觀者在於能行其名。

存邢遷邢、城衛封衛，皆以安攘為實，不以侵略為事。故諸夏賴之以不全於狄，而天子之賜胙、命無下拜，遂成霸業之極。桓公之用管仲，釋射鉤之怨，亦見其能容賢以成大業。管仲既相，通輕重之權、設鹽鐵之利，國富兵強，而後霸可圖。

文公之繼霸

晉文公重耳，流亡十九年，備嘗艱厄，歸國而圖治。城濮之戰，退避三舍，大敗楚師；踐土之盟，天王策命為侯伯。晉遂代齊而為霸，其建三軍、定法度之制，更易完備，霸業綿延百有餘年。文公之霸，較桓公更立制度。文公之勝楚，在用兵有節、立法有經。

被廬之蒐，作三軍、謀元帥，使賢能各得其職。其退避三舍，既報楚王之禮，亦以驕敵致勝。故晉之霸，綿亙數世而不墜，非若齊之僅一世而衰。文公之後，襄靈成景相繼為盟主，晉之勢張於中原者百餘年，皆文公立法之遺也。

霸政之實質

霸者，力也，而假仁義之名。尊王所以收諸侯之心，攘夷所以聚諸夏之力。故霸主非天子而過天子，不代周而能制周。此春秋之大勢，亦後世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之所本。名與實之間，桓文可謂善用其名者。然霸之與王，其異在德不在力。

霸主以盟會濟弱、以兵車服強，終不免於勢衰則離。故孔子分別桓文：謂桓公譎而不正，文公正而不譎。尊王攘夷之號雖同，而行之誠偽、持之久暫，則二霸亦有辨。桓公能合諸侯而不能教其子，文公能立法而不能禁大夫，皆霸者之窮也。

夷夏之辨與攘夷

攘夷之義，非徒拒狄，亦所以明夷夏之防。諸夏與戎狄，風俗不同、禮教殊異，故聖人嚴內外之辨。桓文攘夷，使諸夏免於左袵，孔子許管仲之功，曰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袵矣」，其重之如此。然夷夏之辨，本於禮而不本於種。

楚本蠻夷，莊王問鼎，王孫滿對以在德不在鼎；其後楚莊亦成霸業，則知夷之可進於夏，在德不在遠近。攘夷者，攘其侵暴，非絕其向化也。故春秋之攘夷，與後世之閉關絕異，因其暴而攘之，因其德而進之。

霸政之流變

霸政之盛，至春秋中葉而極；其後晉楚爭霸百年，民力凋敝，向戌倡弭兵之會，霸局遂變。弭兵者，非真弭也，特兩強均勢，共霸以代獨霸。大夫乘其隙而專國，公室益卑，霸政之實已去，徒存其名。

故尊王攘夷之號，隨世而移：桓文以之興霸，末世以之飾姦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，未必真尊王；號攘夷以伐異者，未必真安夏。讀春秋者，當察其名實，而後知霸政之終始。

對今日之啟示

組織與聯盟，名分與實力恆相表裡。旗號（品牌、使命、價值觀）能聚人，然終須硬實力支撐；無實力之名分易碎，無名分之實力難久。桓文之霸，正是「價值敘事＋硬實力」的最早範例。現代企業經營與國際同盟，仍不外此理：先立可欲之共同目標，再以可恃之能力兌現，方能長保領導地位。

徒執名分而無其實，則如東周之天王，徒擁空號；徒恃實力而無其名，則如鄭莊之抗王，終失人心。名實相濟，而後可大可久。領導者之要，在於使名歸於實、使實顯於名，二者不相離，而後號令行、盟約固。